维吾尔字体百年掠影——从喀什噶尔到乌鲁木齐 （Uyghurche font tarixi — Qeshqerdin Ürümchigiche）

Leylini körüsh üchün, Mejnunning közi kérek.只有麦吉侬的眼睛，才能看出莱莉的美丽。

这本是波斯经典《蔷薇园》（Gülistan）中的名句，千百年来在新疆广为流传。莱莉与麦吉侬嫡传奇故事，也家喻户晓。

波斯文化对新疆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维吾尔特色，比如花帽（doppa），吃的馕（nan），诗歌文学里的故事，几乎都可在波斯人那里找到源头。维吾尔人的哲学观、道德观、社会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波斯文化。维吾尔语里大量词汇都来自波斯语，比如 nam（名字）、burader（弟兄）、gül（花，汉语音译为“古丽”）等等。我们这里讲述的维吾尔文字体，自始至终也和波斯字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回顾这百年岁月前，我们先解释几个本文中的概念。

阿拉伯文字：它不仅是阿拉伯人的字母文字，更是伊朗人、北印度斯坦人、北非人、维吾尔人的文字。曾经有一度，欧洲的波斯尼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南洋的马来西亚人、中国的回民也都拿他当作自己的书写文字。但这不意味着这些语言都是阿拉伯语。就好比汉语拼音是用拉丁字母写的，但不能说汉语是拉丁语。同样的，维吾尔语也不是阿拉伯语，尽管他们用了同一套文字体系。

维吾尔字母表

维吾尔文：广义来说，维吾尔文字包括维吾尔人使用过的所有文字，包括古突厥字母、回鹘字母、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等等。此文中主要讲的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

1893 年，远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教会做出了一个决定，几十年后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新疆的印刷业。

1894 年，瑞典人拉尔斯–埃里克·赫格贝尔格（Lars-Erik Högberg）应教会的要求来到中亚名城喀什噶尔（Qeshqer，下文简称喀什），在这里开辟了新嫡传校点。可之后他和其他传教士在南疆各地嫡传教并不轻松，他们马上意识到要把传教和医疗教育服务结合起来，于是建立了医院和学校。

图：喀什瑞典印刷所内的维吾尔印刷工人。图片来源： Prints from Kashgar，贡那尔·雅林（Gunnar Jarring）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需要大量的书籍材料。当时喀什的书籍都是手抄本居多，也有从中亚进口来的石印图书。因此瑞典人决定把现代的印刷技术从欧洲带到这里。1912 年，新疆第一个印刷所在喀什成立，所有设备都从瑞典始发，翻过冰雪连天的帕米尔高原，才到达栽满了白杨树的喀什。其中包含了全套的阿拉伯字模、拉丁字模，以及少量的西里尔字模。这个瑞典传教士印刷所不仅是当时新疆第一个印刷所，也是全疆唯一的印刷所。之后的三十年内，这个印刷所的印刷品多为维吾尔文字，不仅有基督教的宗教内容，也涵盖了非宗教内容，如 1935 年出版的《维吾尔语语法》。除了印刷书籍，印刷所还把当地的维吾尔人培训成排字工和印刷工。

图：瑞典印刷所于 1912 年到 1938 年间的印刷品选页。图片来源： Prints from Kashgar，贡那尔·雅林（Gunnar Jarring）

这个时期的维吾尔字模，都是直接从瑞典运来的。我们没有深究这些字模的源头，在此也不那么重要，只是通过现存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套充满了波斯风味的字体。不仅因为字模中包涵了阿拉伯字母表中没有的波斯字母，与波斯的主流字体近似，也是与瑞典传教士多数原来在伊朗传教的经历有关。比起今天的维吾尔字体，这个时期的字体拥有更多的连字、更多的字母变体；当然因铅字技术所限，字母连写也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1938 年，时局动荡，瑞典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印刷设备也被政府没收，或遭到彻底的破坏。

1930 年代，苏联在中亚的势力越来越大，新疆政府也从苏联引入技术，在乌鲁木齐开办了新的印刷厂。1950 年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这个时期的字体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乌鲁木齐的字体相较之前喀什印刷所的印刷品，质量有所下降，风格也转变较大。

图：1957 年出版的图书《心愿》（Köngül Arzusi）

到了 1960 年代，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新闻字（Yéngi Uyghur Yéziqi）被指定为新疆的官方文字，从而各种印刷品全部改用拉丁字母印刷。这套字母表包括了几个罕见的拉丁字母，如 ƣ，ⱬ。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文的资料中，把大写字母称为“大楷”，小写字母称为“小楷”，颇为有趣。关于新维文的字体，我们这里暂不作详述。

图：新维吾尔文字，摄于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陵墓

1982 年自治区政府重新恢复了老维吾尔文字（Ereb Uyghur Yéziqi），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才又见于世。与上一次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时隔近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改变。对于维吾尔文字体来说，是一个分水岭。1982 年后的印刷字体与先前的字体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强势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

1982 年开始使用的维吾尔字体基本是以同一时代波斯语国家（伊朗、阿富汗等）的字体为蓝本，加入几个维吾尔语特殊的字母而形成。在今天波斯语国家的报纸中，主要活跃着的也是这一类字体。这类字体比起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黎巴嫩等）主流的字体，更多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气息，字形更简洁流畅细腻，这与波斯美术也是一脉相承的。

图：带有维吾尔文的肯德基门头。厉致谦摄，2016年

图：2006 年出版的图书《自我与身份》（Kimlik We Özlük）

与 1950 年代的字体相比，1982 年的字体少了之前的人文灵动，显得工整。更重要的是，传统维吾尔文书法的痕迹明显减少了，字体中甚至出现了一些非传统的特征。在以往的几千年，西面的波斯文化就像是中亚的灯塔，源源不断地供给着阿拉伯文字的营养；而这百年，来自北方俄罗斯和东方中国内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又在这里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新事物的影响中，波斯文化退居二线，从而导致了新字体与传统出现了断裂。比如对笔画的过渡简化，对部件的误用，以及整体审美的偏移。这几点也是今天维吾尔字体与世界上其他阿拉伯字体的显著不同。这些不同点可能是当年为了制作铅字方便宜来，也可能是一个偶然的错误，由于没有人察觉就约定俗成，成了新的标准。

图：几款不同时代的维吾尔字体比较

1982 年之后，这类字体几乎没有改动过，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数字化的维吾尔字体也只是复制了当年铅字的形态，并没有本质上的发展。近十年内，世界各地的阿拉伯字体设计发展迅猛，如蒙纳字体公司（Monotype）的阿拉伯文专家娜丁·沙欣（Nadine Chahine）设计了 Frutiger Arabic、Neue Helvetica Arabic、Palatino Arabic 等经典西文字体的阿拉伯文版，各大字体公司也极大关注阿拉伯文字体。这时候，有了一个不同的声音。2009 年的夏天，在我的朋友古丽米热（Gülmire M.）的协助下，我将 Frutiger Arabic 展示给 50 名浙江大学的维吾尔大学生，49 名学生都觉得 Frutiger Arabic 怪异且略显滑稽。如果将现有的机场指示牌上的字体换成更利于视觉阅读的 Frutiger Arabic，照理说肯定会出彩，因为 Frutiger 本身就是一款经典的导示系统字体，其阿拉伯文版本必然是继承了这一点，至少很多发达的中东大都市已经用上了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乌鲁木齐这个做法会遭到极大的抵制。总的来说，维吾尔人并不认同其他地方的现代阿拉伯文字体。不禁让我想到当初人们对 Helvetica 的厌恶反应，并称之为“丑怪体”（grotesque）。

图：Frutiger Arabic

这里的原因是比较深层次的，除了受阅读习惯和环境影响外，主要出于维吾尔人对民族传统的强烈保护意识，毕竟任何一个改动，都会松动原有的文化元素。字体当然也是民族历史、民族特色的小小代表。我们常说字体要考虑使用环境，字体本身的可读性、易读性，还有 OpenType 功能等，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承载字体的文化背景。在新疆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书本、飞机场的指示牌、计算机软件、手机应用，统统使用者几乎一种类型的字体，这已是根深蒂固的了。不仅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现有字体的造型，也是因为太现代的字体终究是外来物，在判别不清楚好坏的情况下，人们都很小心翼翼。新疆这块地方，神秘及复杂。历史上，希腊文化、印度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还有汉文化都对那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几种主要的文明类型。现代化、全球化、本土化、这些名词在经历过多次起伏之后，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回归传统，因为人们相信传统是坚实可靠的，是可以拴住灵魂的。

图：（上）云南的回族餐厅，（中）北京的新疆餐厅，（下）广州的阿拉伯餐厅

现在让我们回到生活中来。有一个现象，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经常分不清哪家是新疆维吾尔餐厅，哪家又是别的清真餐厅。因为大多的餐厅都有几个阿拉伯文字做标牌，谁也看不懂。其实这个很好办，只要看门头上的字体就可以了。总的来说，新疆餐厅的字体都是 1982 年后的那种印刷体，横平竖直、端端正正；而回族餐厅的阿拉伯文，多选择跳跃性强的手写风格体。现代的阿拉伯字体，这二者都不会选用，反而在广州的一些由阿拉伯人经营的餐厅才能看到。

并非世界上每个有文字的地方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字体，但在很多地方，人们设计字体的方式或使用字体的习惯却都有其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字体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附：

在研究之初，我试图通过语言的方法，找到维吾尔文字体的源头，尽管收获不大，但其过程略有些参考价值。

维吾尔语里关于“印刷所”有几个叫法。第一个是 basmixana，他是由维吾尔语固有词 basma-（印刷）和波斯语借词 xana（场所、房子）合成而来。第二个是 basma zawuti，zawut（工厂）是俄语借词，显然是一个 1930 年代后出现的概念。第三个是 metbe’e，是纯粹的阿拉伯语借词。

从这三个词汇可以看到，维吾尔的印刷业受到了周围多种文化的影响，正如维吾尔文化一般，地处丝绸之路重镇，千百年来过往人群各色名目，络绎不绝，各自独特的文化组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浪潮，所谓海纳百川，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

注：

本文中涉及维吾尔文词汇，均采用 ULY 方案进行拉丁转写。

参考：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商务印书馆.Eset Sulayman，Kimlik We Özlük，新疆大学出版社.Gunnar Jarring，Prints from Kashgar，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 in Istanbul.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Waris Abdukerim Janbaz, Imad Saleh and Jean Rahman Duval, An Introduction to Latin-Script Uyghur.Zhang Liao, Maximizing Soviet Interests in Xinjiang, The USSR’s Penetration in Xinjiang from the Mid-1930s to the Early 1940s.Zara Rabinovitch, The Influ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